父亲对我有若干个称呼。叫小名儿的时候占大多数，叫大名儿基本上离挨打不远了，心情好叫我“姑娘”，极好叫“丫头”。我掰指头数数，父亲叫我“丫头”从小到大不超过10次。

我还记得小时候赖着不睡觉，就是为了父亲回来被他看一眼。如果实在熬不住坐在板凳上睡着了，而老妈还没有来得及发飙，父亲可能会把我抱到小床上，并免去洗脸洗脚的程序——这是屈指可数的最高礼遇。

父亲肯定不知道我小时候多么依赖他，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，表达爱意是件羞耻的事。我从来不对父亲的亲昵，但是也惟有对他，我敢于在他打盹的时候用橡皮筋给他的头发扎个冲天炮，或者往他微张的嘴里扔颗爆米花。

上高二我突然经历了强烈的叛逆和自我觉醒，在多年讨好母亲的艰苦历程屡战屡败之后，我决定放弃。我大声和母亲吵架，对她的打骂表示最大程度的轻蔑，对她的或愤怒或示好或绝望的所有表现无动于衷。我感受到莫大的自由和空虚。

父亲在这段时间的影像是缥缈的，不用想也能知道，他受不了家里两个女人的战争，也受不了被我成功拉拢的弟弟和我并肩把父母当成假想敌。我那会儿在家肆无忌惮爆粗口，摔碗砸盘子，想干嘛干嘛，考大学的时候不跟任何人商量，捎带手把弟弟的大学和专业也定下了。

父亲脾气极爆，性情孤傲，仗着自己的专业技术好，谁都不尿。但这一切我到了上大学都蒙在鼓里。我一直以为他有很好的人缘儿，因为他脾气那么好，就算是打我，看起来也仅像个不得已的帮凶，而幕后策划另有其人。

研究生毕业那年，父亲特地到北京来看我。那段时间我忙得要死，要办各种离校手续、参加各种聚会、到工作单位提前报道，又接了一个写书的活计，要跑到很远的地方见人谈话，回去往往已经半夜，只能成天把父亲撇在学校。毕业典礼那天，百年讲堂还没有完全修好，整个典礼简陋得不象话。在各色人等发言完毕之后，某校长指示我们起立，自己把帽子边的穗儿从一边捋到另一边，就算礼成。典礼前父亲打扮得像个新郎官，我看了不住笑，父亲很不好意思，期期艾艾地含混表达了想要去看的意思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因为场地还在装修，所以限制入场人数，学生家长不让进。我想也没想就告诉父亲大概不行。我当时忙乱异常，没有注意父亲的表情，那一定是一种努力掩饰的失望和拼命装出的无所谓。

进去以后我才知道，其实也有不少家长被放进去。没什么办不成的事，其实只是我没有努力罢了，只是我没有想去努力罢了。父亲那会儿和那些骄傲地看着孩子的家长们不同，他听不见礼堂里的喧哗，正穿着平生最昂贵正式的衣服，一个人在讲堂外面的石头上坐着，孤单地等我。

我没心没肺地把父亲送走。他此行的目的不过是想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但是我没有替他实现。他以后也许不再有这样的机会。

有些事永远无法补救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吧。

我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会跟父亲遥遥对话。有一次我忘了他就在身边，叫了他一声，他应了。等了好一会儿，他没见我说什么，又应了一声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一直在跟他说话，我以为我已经说出口。

父亲似乎永远在那里，永远在等我，他的时间似乎不值钱，而我对此长时间觉得理所当然。只是有一次，我去工作单位办住宿手续，出了些麻烦，我在里面跟人纠缠了两个多小时，完全忘了父亲在外面等我。我出门看见父亲站在一棵树下，光影投在身上，像是另一棵单薄的树。他的脸非常平静，好像可以接着等上一万年。

他也认为说肉麻的话是件丢脸的事，所以用他的等待把对我的珍爱说得那么绵长。我就算用尽一辈子的甜言蜜语，也无法补偿他无法实现的卑微的愿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