误读的事在中国很常见，我们所说的真相和评价都跟立场相关。自然，评价必须有立场，但是真相不应该有立场。我们的独特就在这里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，今天这样说，明天那样说，因为我们的立场变了——我们骄傲并带有一点不屑地辩解。

    庄子被误读得很生活化，他说的那些极端的话，被只公布条件和前提，跟庄子给出的解决方案全不相关，最知名的无非是“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”“相濡以沫”，庄子的后话都被人心照不宣地删掉了，只留下了励志的内容。孔子自然也是，看《四书集注》就会发现，朱熹他老人家是借他人之酒杯发自己之大义。也奇怪了，儒家那些口号喊得山响的，也常批量生产道德行止有亏的伪君子。孟子的文章很坏，他善于强势地给人盖大帽子，并别有用心地有选择转述别人的概念，还委屈地自我标榜：“吾岂好辩哉？吾不得已矣。”他对阴阳家，对墨家的转述和评价实在过于不厚道，和后世说庄子是一个路子，都说半句话，把别人直接钉在现成的评价模版上，随着他和儒家的后代们的强势宣传，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深究本意。所谓千古之学毁于一孟也。

    现代的例子也太多了，就拿李零的《丧家狗》的出版来说，不少人为之愤怒，为之咆哮，他们不为别的，只是说“你有什么资格说孔子这样伟大的人是丧家狗？”他们绝大多数承认还没有来得及看书，或者草草翻翻，但是，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理由可以批评这个噱头味太重的书名，即使这是孔子自己说的话，也不行。

    鲁迅自然也是被误读的大靶子，好歹现在读他的人还很多，文字也没有那么大的障碍，虽然被人刻意打扮，总能从脂粉堆中看出破绽。

    很多年来，我对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印象都来自于两个事件：皇姑屯和西安事变。按照从小的学习的逻辑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同，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，自然和日本人是死敌，所以基本可以归到抗日英雄的范畴，至少在民族大义上没有犯什么大错。张学良就不用说了，西安事变对政局的变动影响也太大，他在棋局中关键地一步，让后来的变化受益者多有挂念。最近看张鸣先生的《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》，感触颇深，因为粗糙不愿深究的逻辑，对张氏父子的理解和认同，多了多少可笑的演绎。张作霖作为土匪的时候并不比别的土匪更好些，奉军的民众口碑也基本上是各个军阀中最坏的，奉系政府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非常血腥，邵飘萍、林白水、李大钊都是死于他的刀下。他因为给日本人许诺没有实现而被暗杀，在死后头顶上倒熠熠生辉起来。至于张学良则更为可笑，拱手让出东北的奇耻大辱，后人善良地把缘故拉到了蒋介石的头上，而事实上蒋并没有要求他放弃抵抗，且在东北起事的关东军不过一万多人，而东北军在东北境内就有十万人，力量悬殊中让出东北的行为，对于一个职业军人确实是不可争论的失义之举，当然，他自己也没有推卸，不过也被人善良地隐去了。

    马君武诗曰“赵四风流朱五狂，翩翩蝴蝶正当行。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哪管东师入沈阳。”是对这段历史最义愤的评价，很久以来却一直被当作韵事的注解存在。张学良在自述中说，自己不到三十岁已得中国半壁江山，也许是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吧，他的率性而为体现出让人难以捉摸的逻辑——虽然在中国所谓的名士派和少爷派逻辑中也算顺理成章。他在军阀列中不向着军阀，在蒋的高度信任中不向着蒋，忽而大失军人之义，忽而发动政变要对抗日军。翻来覆去，颠三倒四，行为错乱，风流自赏。真真让人讨厌。

    在檀香山的时候吃饭的餐厅对面就是张学良养老的公寓，据说沈阳曾力邀他回家，被他拒绝，这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决定，不过也说不好到底是老糊涂的，还是突然难得地明白了。沈阳也应该感谢他的决定，否则多年以后怎么面对对他的款款深情，倒是一件难拿的事。

    名士调在中国形成多年，不少知识分子挺吃这套，在位则眼高手低，身处江湖则白眼论世，显得全世界就他有性格，就他明白，就他才高八斗，因此拥有着胡说八道和行为错乱的权力。这背后也许是一种责任感和道德感缺失的思维背景，因为名士是特例，他们有权力违背伦常和道义，这种精神上的特权意识，也许是政治上特权行为的折射和延伸。柳亚子也以名士自居，自视有国士之才，给两党瞎出主意，并篆“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”的印章，狂到极点。毛对他已经算非常客气：“牢骚太盛防肠断”，这话看似劝慰，其实说得狠，也把他吓住了。老诗人写诗还行，就是太自不量力了。名士派讲风流，世界就是一个摆POSE的舞台，贻害甚大。年轻时候喜欢名士，现在看不得。

   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不求甚解的基因，有好处，也有麻烦，看似我们没有自我，实际上“我”大得很。我们有着独特的、强大的、不可摧毁的“个人主义”。